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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侨星化工厂创建人蔡时志先生“口述历史”----番仔们真是了不起
口述历史 | 发布时间:2013-05-30 18:34:00 浏览:4076 次
 地点:厦门莲花三村 蔡时志先生家
   参与者:杨永泰 林上潮 陈毅明 整理:林太原 青云


  回祖国参加社会建设
  我1934年出生在印尼巨港。由于家境并不宽裕,我读书时就靠半工半读挣点学费,即便如此也,能维持学业。新中国成立后,不少印尼华侨青年回国成风,我们也于1953年成立了一个由准备回国的华侨青年组成的“回国同学会”,并于那一年的夏天乘船回国。
回来后,我被安排在集美中学读书,1957年高中毕业,被要求留校工作。不久,我找到市侨务局要求就业,侨务局让我去了正好缺人的漳州古台畜牧场。同时去的还有林富宋、黄桂英两名侨生。我在“牛部”负责养牛,他们俩在“羊部”,养羊。半年后,全国就刮起“全民办厂”风,市侨务局把我和黄桂英调回,筹办建厂。林富宋说他不回去了,留下来养羊。
侨星食品厂“五三社”
  1958年,“全民办厂”风盛行一时,不论是机关、企业有条件的没条件都办厂。这一年,厦门的民主党派人士以林梦先生为主,筹建“厦门感光厂”,生产相纸。侨联、侨务局则接办“五三化工社”。黄桂英去了感光厂,我到“五三社”。
  “五三社”是个小厂,只有五个人,陈尔加、林成祥、蔡景友、吴信义、王庆辉,其中蔡、吴、王是归侨,所以大家习惯叫“五三社”。厂址就在菜妈街的一幢三层小楼内,二层是思明派出所,他们在三楼,专门生产味精。工艺简单,也谈不上什么设备,就是用一些脸盆当锅,煤炭火烧,将面粉制成面筋,用盐酸分解成谷安酸后过滤,用纯碱中和,活性碳脱色,再用面盆净煮、冷却结晶成硬块,最后用木锤敲成小颗粒晶体就成了味精。那时的味精一斤卖到几十元钱。当年,小作坊由于资金脱节,周转困难,成品销路也成问题,办不下去了,求助于侨务局、侨联,为支持归侨办厂两家各出5000元,并接手继续办。就因为这个,我被侨务局从古台农场抽调组建扩厂的事。

  一切自己动手
  资金到位了,原来的小作坊已不适应,要扩厂。当时,厦门统战部在半西路有一个“炼钢厂”,这厂已废弃了,正好给“五三社”提供扩建场地。第一批去的人不多,我、罗国真、蔡国镇、王仲英、王庆辉。后又从集美中学要了八九个侨生。侨务局先后派了李天送、杨晞当副厂长,那都是挂名的,厂里主要靠我们几个。蔡国镇管化验,我管生产,王庆辉管供销,李木蓬任财务,蔡景友任出纳。不久,从集美侨校先后来了几批侨生,人数达到了70多人。
  炼钢厂要改成食品厂,还得重新来,一切都要自己动手建。原有的烟囱,拆下来另建,罗国真这家伙有点小聪明,自己设计了新的烟囱。我们拿拆下旧烟囱的砖重新砌,有十多米高,下面就是两口大锅,用来煮酱油。工厂要有围墙,我们自制泥砖。泥里放灰、稻草切段和匀,放到木制的砖模,成型后抽出木模,自然凉干就成了泥砖。闽南人管这叫“印土块”。这活由新来的女侨生们做,她们刚从学校出来,一身学生打扮,穿着裙子、高跟鞋,和泥、搬运沉重泥浆、木模具,那时是冬天,双手被冻得红红的,真是可怜呀。在国外,她们的家庭都很富裕,生活可好了。周边的老百姓都看在眼里,对我们都十分佩服,管“五三社”叫“番仔厂”,整个厂职工都是归侨、侨生,一提“番仔厂”没有不知道的。

  侨星酱油、味精
  新厂,后来改名叫侨星食品厂。“侨星”之意是华侨之星。当时的生产工艺、设备除了大锅大灶,一切还都是老方法,原料还是面筋。那时的厦门市粮食局的榨油厂就位于斗西路,离我们厂不远,那儿有豆饼,就是大豆榨油后,剩的油渣饼。他们将豆饼供应我们,用来做酱油的原料。
面筋、豆饼放到大陶缸,加上盐酸分解,分解后装入面粉袋中,放到石板架上,上面再用石板压,沥出分解液,再把液水拿去煮。豆饼的液水煮到8度是酱油;面筋的液水煮到70-80度就是味精液,冷却、脱色、粉碎就成了味精。煮液水时,都要“三班倒”,手里拿着温度计,不时地测温,成酱油、成味精都靠这温度计来控制,谁也不敢忽视。
那时,月产酱油二三十吨,味精百来斤。当初,生产出来的酱油,除了一部分订货销售外,我们还要装上平板车,自己拉着板车上街去叫卖。拉板车的是王仲英,他穿着从国外带来的黄色咔基布衣服,拉着板车,沿街叫卖酱油,侨生穿戴又特别,太显眼了。不久,侨星的酱油、味精就名扬厦门了。

  “桃花搭渡”
  生产不断扩大,工艺没改进,土办法倒用上了不少。用盐酸缸分解已赶不上产量的提高,我们想了一个办法,用大铁板焊成一个大池子,可装得下六口大陶缸,在铁池里装上氯化钙,六口大缸放入池内,池底下用火烧,氯化钙见热就化,传热快,短时间内就可把缸内的面筋和豆饼原料煮分解的要求,这样生产速度提高了。
铁池里的氯化钙煮分解,那大缸就会漂浮不定。大家又想了一个办法,在铁池里架上四根木条,使木条安在缸口上端,缸口小肚大,正好卡住缸肚,固定住陶缸。这样就解决了大缸漂浮不定的难题。缸内煮着的东西要不断搅动,煮好了还得掏出来,这需要人爬上铁池中的木条上操作,那木条沾满了氯气,很滑,上去操作的人总是摇摇晃晃,很危险。我记得侨生高南 、黄德基都从木条上滑落下去,烫伤了腿脚。那时没有谁因为危险而推托操作,还风趣把这一操作工称之为“桃花搭渡”。
  “桃花搭渡”是闽南地方戏的一个曲目,戏中一位老者摇着小船载着貌美女子去会情人的浪漫戏,那老者一刻不停地摇船唱曲。大家都这么乐观,一切为了生产、一切为了工作。
煮好的原料要马上装入面粉袋,然后架起来沥浆水。装入袋后,那连渣带浆还很烫,侨生杜汉良俩手一抱,顶在肚子上,一路小跑地放到架上滤液水。那也是很苦很累,很危险的活,一样做,没有一个人推辞。当时的生产都靠人力,劳动强度大,记得那时我一餐饭量是一斤的米饭、两斤地瓜,还吃菜,很能吃,你可以想象那时我们的劳动强度有多大。
抗台风护厂
  工厂是很简陋,用油毡布,草席搭盖的车间,生产原料是堆放在竹搭的草棚内,上面铺盖草席、油沾布,没有象样的仓库。只要下雨天或是台风季节到,全厂的职工都得出动抢救生产物资,护厂,最主要是不能让生产原料受损。1959年的一次台风,厦门刮起12级台风,来得很凶猛。门窗被刮飞、玻璃被甩破,中山公园的大树也被风刮倒。当时,我们借住白鹤路的华侨房子,工厂在斗西路,谁都顾不上凶猛的台风,冲出去穿过中山公园直奔厂里,抢运生产原料。
那时,侨联有辆英国产的“伟得福”牌卡车,是华侨捐赠的,侨联转送给我们。职工们把面粉、豆饼、纯碱生产原料人挑肩扛,往车装,装满就往华侨新村运。当时,华侨新村正在建设,新房子就拿来当仓库用。一部分人在那边卸。天晴了,又用同样方式把东西再搬回来。碰上雨天也一样抢救,搬出去,再搬回来。这种体力活根本就不分男女,很苦呀,很苦!尤其是在搬纯碱时,遇到淋雨、出汗,肩膀、手面被碱腐蚀灼伤,疼痛难忍,大家也只是涂红药水照样搬。大家都很自觉,只要有险情,不用叫,险情就是命令,没有一个不到。

  污染严重
  生产味精其实污染是很严重的,氯气、盐酸都是酸性很高的气体,腐蚀性很强。在工厂的侨生们,多数都是穿从国外带来的印度产的咔基布料制的衣服和裤子,料子很好,结实,少说穿个二三年应该是没问题的,可来到工厂只穿几个月,下水洗时,一扯就破,根本就不用出力。
尤其是到了春季,气压很低的时候,飘浮在空中的、乳白色的酸性气体到处弥漫,怎么都散不开。住在附近的华侨新村的别墅房内也是充满了这种气体,大家还好奇说,哪来这么大的雾呀!挂在床上的蚊帐,手一碰就成片成片往下掉,大家都觉得奇怪,还新新的,就那么不耐用。我们几个都明白,这就是污染,当时心里还暗暗发笑,不像现在,对工业污染有那么重视。想当年,在污染那么重的工厂工作也没在意。
鼎力相助
  初建厂时,可以说是白手起家,侨务局、侨联出资派人,经常指导。就是归侨对侨星企业也是给予大力支持。建厂初期,我们这些人没地方住,白鹤路的华侨新村刚建好的别墅,让我们住,后来职工多了,我们又在地武庙附近的一幢华侨房安排新来的职工住。工厂在斗西路时,没有仓库,台风和雨季来时,厂里的物资都转移到华侨新村的侨房,这儿的房子,不论是公寓还是别墅,客厅、房间、过道全堆满了厂里的物资,业主都毫无怨言,那可都是新房子。那时,老华侨、归侨,只要是家里有的,像抽水泵呀不论什么东西,侨星厂生产需要的,没二话,搬来用就是。
福利劳保
  当初,工厂没有什么福利劳保,什么工作服呀,劳保鞋呀,没有,酸性这么重,也没有特殊工种补贴,没有,也不懂得要。那时面筋就是生产味精的原料。产量大了要产出的面筋就得多,面粉到面筋也是靠人工,一大池的面粉不能单靠手,有时人也上去踩。到了冬天,天冷得要命,为了生产也要上去,光着两脚使劲,下来时脚被冻得红通通的。厂里备了点红糖水,好一点就加些姜片煮姜汤。
平时,厂里利用原料的废弃渣,那都是豆饼渣,喂了三五头猪,留着过年过节杀了分给职工们吃,面筋的废料就拿来作糕点。尤其是在困难时期,外面的人没东西吃,全身都浮肿了,我们有点猪肉、面糕之类吃,很不错了。说实话,外面的人可眼红了。(笑)
勤俭办厂
  新厂从1962年建起,到1964年完成,用了两年的时间,但生产没停过,新地方建厂,老厂照旧生产。
  勤俭建厂是侨星的传统,我当时负责厂里的劳工、工资、人事,还管新厂的基建。为了节省,我跑遍了厦门所有的采石场,每个采石场我都熟,什么样的石材,什么价一清二楚。为了节省,旧厂拆下来的材料,哪怕半块砖也舍不得丢弃,带来用在新厂建设。
新厂生产工艺要改进,采用淀粉生产味精。这急需建造一个“等电点”车间。这个车间两层楼高,建造全是靠职工自己。吴溪河是建筑的师傅,由他来搞土建。职工们亲自跑到采石场,抬石材,那都是条石,大家用肩抬上车运回来,再卸下来,抬石条上去砌墙的还是职工,60米长的两层楼车间全是职工自己盖起来。没多久,“文化大革命”把车间当成“牛棚”,专门关厂里的“牛鬼蛇神”。

  后续
  1968年,我被调到厦门造纸厂,不久就当了副厂长、党委副书记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,省侨办的领导对我说:老蔡,你要归队呀。我最终还是回到侨星,一直到1994年退休。1995年,我申请去香港定居,主要是为了照顾我双胞胎的外孙女。我和老伴每年都要回来,在香港,我们总是呆不惯,这里有厂里的职工,有朋友。